珍珠项链

投资方参加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警惕!会引发法律风险

发布时间: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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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阅读提示

在签订投资协议和补充协议后,投资方列席目标公司的股东会,如果股东会做出与之前所签订的协议相抵触又对投资方不利的决定,投资方并没有发表意见。在发生纠纷时,目标公司能否以投资方系知情的作为抗辩理由呢?

02 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谢锋

一、吉芬股份公司于1999年8月23日成立,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记载股东为谢锋、苏州九鼎中心及九江九鼎中心。2011年7月1日,九江九鼎中心、苏州九鼎中心(甲方)与吉芬有限公司(乙方)及谢锋、孔令洁(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经双方协商确定,增资一次进行,甲方以现金形式向乙方增资70000000元。其中,九江九鼎中心以现金形式向乙方增资33740000元,占投资后乙方注册资本的7.23%。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应当促使乙方尽快启动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工作,公司应当尽力在2014年6月30日之前完成A股市场上市申报并获受理。

二、同日,上述主体另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第二条退出安排,除非甲方另以书面形式同意延长,本次投资完成后,如果:乙方2014年6月30日前未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或者乙方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挂牌上市。甲方有权选择在上述任一情况出现后要求乙方购买甲方持有的全部乙方股权。且乙方受让价款的计算方法如下:受让价款=投资款人民币70000000万元*(1+6%*n)-甲方入股期间已经从乙方获得的所有现金股利-甲方届时因已转让部分乙方股权所取得的收入。所述受让最迟在甲方通知要求受让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毕。其公式中n代表甲方持有股权的时间,时间从甲方投资款汇到乙方验资账户之日起开始计算,到甲方收到所有受让价款之日结束(n精确到月,如两年三个月n=2.25)。……第四条特别条款的效力。鉴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将尽快启动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工作,为符合有关境内上市的审核要求,各方一致同意,本合同第二条、增资扩股协议第八条及其他中国证监会届时要求终止的条款的有关约定自公司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正式申报材料时自动失效;若公司上市申请被否决或公司上市申报材料被撤回,则自否决之日或撤回之日起该等条款的效力即自行恢复,且对失效期间的甲方在相应条款中的相应权益具有追溯力;有关期间自动顺延。

三、2011年7月14日,九江九鼎中心向吉芬有限公司支付33740000元。2011年8月1日,九江九鼎中心、苏州九鼎中心被登记为吉芬有限公司股东。2014年4月9日,吉芬股份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吉芬股份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九江九鼎中心出席上述会议。

四、2014年4月25日,吉芬股份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如下决议:一、审议通过《关于吉芬股份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表决结果:60000000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代表股份100%;0股反对;0股弃权。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符合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规定,同意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以下简称“本次挂牌”)。本次挂牌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仍需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核准后方可实施。……。九江九鼎中心在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2014年5月4日,谢锋、九江九鼎中心、苏州九鼎中心、吉芬股份公司签署《废止协议》,约定:鉴于:1.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九江九鼎中心等与吉芬有限公司、谢锋、孔令洁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此外,上述各方签署了《补充合同》。2.2014年3月14日,吉芬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吉芬股份公司。3.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谢锋持有吉芬股份公司85%的股权,九江九鼎中心与苏州九鼎中心合计持有吉芬股份公司15%的股权。原股东孔令洁不再为吉芬股份公司的股东,且不享有任何股东权益。4.吉芬股份公司拟申请其股票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5.为协助吉芬股份公司实现本次挂牌,各方希望解除《增资扩股协议》及《补充合同》中对吉芬股份公司具有不利影响的条款。有鉴于此,各方在此达成如下条款:第一条各方一致同意废止《增资扩股协议》以及《补充合同》中的下列条款:《增资扩股协议》第6.4条关联交易、第七条公司上市、第8.1条、第九条信息披露、第13.3条;《补充合同》第二条退出、第四条。以上条款,合称为“被废止条款”。第二条各方在此声明及确认: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被废止条款不再对各方及吉芬股份公司具有任何明示或默示的约束力。第三条九江九鼎中心与苏州九鼎中心均同意放弃根据被废止条款向谢锋、孔令洁以及吉芬股份公司提出任何主张,索赔或请求的权利,亦不会根据被废止条款针对吉芬股份公司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任何诉讼或仲裁请求。第四条各方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修改、变更终止或者撤销本协议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第五条各方不得转让或让与其于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或义务。

六、同日,九江九鼎中心、苏州九鼎中心(甲方)与谢锋(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第一条)乙方承担对甲方持有的吉芬股份公司股份的回购义务,具体约定为:除非甲方另以书面形式同意延长,如果:(1)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6月30日前未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或者(2)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挂牌上市。甲方有权选择在上述任一情况出现后要求乙方及/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购买甲方持有的全部吉芬股份公司的股份。且乙方及/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受让价款的计算方法如下;受让价款=投资款人民币70000000元*(1+6%*n)-甲方入股期间已经从吉芬公司获得的所有现金股利-甲方届时因已转让部分吉芬公司股权所取得的收入。(第三条)本协议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所述受让应在甲方通知要求受让方受让之日起三个月内执行完毕。其公式中,n代表甲方持有吉芬股份公司股权的时间,时间从甲方投资款汇到吉芬股份公司验资账户之日起开始计算,到甲方收到所有受让价款之日结束(n精确到月,如两年三个月n=2.25)。甲方行使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必须符合《公司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限售的规定)。(第四条)本协议并非对《废止协议》的修改、变更、终止或撤销,《废止协议》不应对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产生任何影响。(第七条)本协议签署前协议各方作出的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承诺书、决议等文件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约定为准。(第八条)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签约各方各执一份,作为补充申报材料报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一份。

七、2014年5月6日,吉芬股份公司(甲方)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签订《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甲方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组织编制挂牌申请文件,并指导和督促甲方诚实守信、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任务、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乙方同意接受委托。2014年7月11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向吉芬股份公司发送《关于同意吉芬股份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以下简称《同意挂牌的函》),内容为:你公司报送的《吉芬股份公司关于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报告》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关业务规则,经审查,现同意你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协同挂牌。你公司申请挂牌时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按规定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你公司股票公开转让,你公司挂牌后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请你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八、一审庭审中,九江九鼎中心为证明谢锋应履行回购义务,提交了《法律意见书》《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网页截图。其中《法律意见书》中记载:退出安排,2014年5月4日,九江九鼎中心等与谢锋签署《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九江九鼎中心有权在触发回购条件(与《补充合同》项下的条件相同)后要求谢锋及/或谢锋指定的第三方购买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吉芬股份公司股份。《公开转让说明书》记载了与前述相同的内容。

九、九江九鼎中心为证明谢锋应履行回购义务,且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提交了经公证的双方为签署《协议书》而沟通的往来邮件等证据予以佐证。其中:2014年4月19日,九江九鼎中心的工作人员向吉芬股份公司的工作人员发送邮件称:“我们对吉芬也是有信心的,但是出于谨慎起见,我们的出资人和法务部不会轻易给权利限制的,如果三年后公司情况发展的很不好,我自然也会提出回购,但是,我们出资人不会同意主动缩短时间,再者,这影响申报吗?”谢锋对于九江九鼎中心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认为双方往来邮件只是体现《协议书》的签署过程,双方最终合意应当以签署的《协议书》为准。

03 争议焦点

一、对A股上市及新三板挂牌应如何理解

二、本案《协议书》约定的股份退出对赌条款,是否指向新三板挂牌,亦或A股上市

三、九江九鼎中心回购请求权的条件是否成就并可行使

四、本案九江九鼎中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04 一审裁判要旨

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本案系九江九鼎中心依约要求谢锋履行回购义务所产生的合同纠纷。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九江九鼎中心履行通知义务是其享有股份回购请求权的前提,在双方《协议书》未就通知义务的具体形式加以限定的情况下,九江九鼎中心可以选择以诉讼的方式履行其通知义务。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九江九鼎中心享有请求权时,也就是起诉之日,开始起算。九江九鼎中心于2018年8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二、《协议书》约定的回购条件是否成就

《增资扩股协议》及《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全面的履行。

根据《协议书》约定,如果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6月30日前未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或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挂牌上市。九江九鼎中心有权要求谢锋或谢锋指定的第三方购买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全部吉芬股份公司的股份,即履行回购义务。一审庭审中,九江九鼎中心明确其要求谢锋履行回购义务是因为吉芬股份公司未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A股上市,即“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挂牌上市”的回购条件已经成就。谢锋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协议书》中约定的“挂牌上市”是指新三板挂牌,吉芬股份公司已经在2014年7月收到《同意挂牌的函》,已经在新三板挂牌,故回购条件没有成就,谢锋不应履行回购义务。

三、就双方争议的“挂牌上市”应如何理解这一问题,该院认为,应当参考《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九江九鼎中心、谢锋均认可挂牌是指新三板挂牌,上市是指A股上市。九江九鼎中心亦认可吉芬股份公司如在新三板挂牌则无法实现A股上市。九江九鼎中心主张的《协议书》中“挂牌上市”是指“A股上市”,谢锋主张是指“新三板挂牌”。对此,该院支持谢锋的主张,应理解为“新三板挂牌”。理由如下:首先,九江九鼎中心主张应理解为A股上市的理由是因为《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是在A股上市,故《协议书》中的回购条件应做同一理解。但《增资扩股协议书》中关于回购的条款已被废止,该协议与《协议书》的缔约目的、签订主体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因此,上述两份协议为各自相互独立的协议,并不能做统一的理解。其次,纵观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前的过程:2014年4月25日,吉芬股份公司做出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吉芬股份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议案》,九江九鼎中心作为股东,表示同意,且在该决议上加盖公章。2014年5月4日,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另签订《废止协议》,废除了《补充合同》中的回购条款,并在同一天签订了《协议书》,对回购条件进行了重新约定。各方均认可吉芬股份公司不可能同时A股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因此,九江九鼎中心作为一家投资公司,同时作为吉芬股份公司的股东,在同意吉芬股份公司进行新三板挂牌申请后,应当明确知晓吉芬股份公司不能在A股上市的后果。在九江九鼎中心明知吉芬股份公司无法在A股上市后,其才与谢锋另行签订了《协议书》。因此,对于《协议书》中的回购条件中的“挂牌上市”应与此前《增资扩股协议》中的回购条件做不同的理解,应理解为“新三板挂牌”。此外,如果理解为“A股上市”这一确定不会发生的情形,对于作为回购义务人的谢锋而言,也有违公平及诚信原则。谢锋提交的《同意挂牌的函》可以证明,吉芬股份公司已经在新三板挂牌,九江九鼎中心主张的回购条件未成就。

四、九江九鼎中心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和《公开转让说明书》均记载:“2014年5月4日,九江九鼎中心等与谢锋签署《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九江九鼎中心有权在触发回购条件(与《补充合同》项下的条件相同)后要求谢锋或谢锋指定的第三方购买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吉芬股份公司股权。”通过对比《协议书》与《补充合同》可知,两份合同中对于触发回购条件的约定的合同文本是相同的。上述两份证据中所记载的“条件相同”应指合同文本中记载的条件相同,对于条件具体为何,两份证据中均并未做进一步解释。对于“回购条件”的理解,该院已在前文中进行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因此,上述两份证据不能证明谢锋应当履行回购义务。

综上,九江九鼎中心要求谢锋履行回购义务,支付股份回购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05 一审判决结果

驳回九江九鼎中心的诉讼请求。

06 二审裁判要旨

一、有关上述协议之间的签订情况及认定分析

(一)在前述关于涉案四份协议法律性质分析基础上,就上述协议的签订情况及认定,本院进而分述如下:

(1)《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合同》与《废止协议》的签订关系及相关认定

首先,根据《废止协议》“鉴于”部分第5项的约定,该协议系为协助吉芬股份公司实现新三板挂牌而解除《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合同》中对吉芬股份公司具有不利影响的条款。其中并未就九江九鼎中心因《废止协议》的签订而放弃A股上市作出明确安排。

其次,《废止协议》第七条约定,该协议不影响《增资扩股协议》项下除被废止条款之外其他条款的效力。而根据《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合同目的,该协议是为实现吉芬股份公司公开发行上市而订立,该条款从形式上并未被废止。同时亦可佐证《废止协议》的签订主要旨在顺利完成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

再次,对于九江九鼎中心同意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原因,九江九鼎中心在二审中表示,基于多年合作希望吉芬股份公司有所发展;同时虽对当时该公司无法按约定完成上市已经有所知晓,但希望其可通过新三板挂牌实现融资发展,因此在退出权利不受影响的基础上,九江九鼎中心同意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本院认为,九江九鼎中心的前述解释具备一定合理性,且即使其已知吉芬股份公司无法按照《补充合同》的约定完成上市,亦难以直接推定出九江九鼎中心不再主张吉芬股份公司A股上市的意思表示。

因此,根据《废止协议》的约定,本院认为,该协议主要系为吉芬股份公司完成新三板挂牌而订立,并非指向九江九鼎中心对吉芬股份公司A股上市的放弃。

(2)《废止协议》与《协议书》的签订关系及相关认定

首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补充合同》关于回购触发条件中约定的“挂牌上市”是指A股上市。该条件与《协议书》约定的回购条件文字表述一致。

其次,《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等文件的通知》中的《挂牌公司公开发行审查要点》规定,“2.20审查内容:估值调整条款;审查中的关注要点:1.挂牌公司不能参与对赌;2.如果涉及对赌,对赌条款应当披露清楚;3.对赌条款不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上述审查要点关于新三板挂牌过程中对对赌条款的审查内容,吉芬股份公司如在新三板挂牌则不能作为股份回购义务人参与对赌。因此,九江九鼎中心关于签订《协议书》实际是为变更回购义务承担主体的意见,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

再次,因目标公司股东签订对赌条款并非新三板挂牌申请之要求,加之本案《协议书》签订时,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决议已经由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谢锋亦表示按照约定新三板挂牌基本能够完成。因此,谢锋关于签订《协议书》系为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的意见,理由有失充分。

最后,《协议书》虽未明确约定签订目的,但从其与《废止协议》同日却分别单独签订,以及《废止协议》约定是为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而签订的合同目的看,《协议书》的主要签订目的亦具备与《废止协议》有所不同之逻辑基础。

因此,《协议书》应主要为保障九江九鼎中心的回购权而签订,该签订行为亦非直接指向九江九鼎中心放弃其关于吉芬股份公司A股上市不能时的股份回购权。

综合以上评析,本院认为,涉案四份协议是协议各方当事人投融资过程中做出的系列法律行为,协议之间具有一定启承性。第一,结合涉案四份协议的约定及当事人陈述,双方投资法律关系建立之初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之目的在于A股上市,《补充合同》作为《增资扩股协议》的从合同,其签订指向亦应与主合同一致;第二,其后的《废止协议》与《协议书》同日分别单独签订,改变了《补充合同》关于回购义务承担主体的约定,但其中的回购触发条件形式上未作调整;第三,涉案四份协议均未有关于九江九鼎中心同意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即为放弃该公司A股上市的意思表示或约定;第四,就双方关于《废止协议》及《协议书》的签订背景及原因,较之谢锋,九江九鼎中心的解释更为充分合理。故本院认定,就合同签订而言,涉案四份协议具有一定延续性,《废止协议》主要旨在确保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而《协议书》则更着重于保障九江九鼎中心回购权的实现。同时,就涉案四份协议的约定内容而言,未有指向九江九鼎中心同意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即表示其放弃对该公司A股上市不能时的回购权的约定。一审法院关于相关协议相互独立,不能做统一理解的认定,未充分考量协议之间的签订过程和条款关系,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有关吉芬股份公司内部决议与涉案四份协议的关系

关于吉芬股份公司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影响《废止协议》《协议书》的约定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吉芬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江志斌作为九江九鼎中心委派的董事代表参会赞成;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该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议案,九江九鼎中心亦作为股东参会赞成并签章。对于上述行为是否可理解为九江九鼎中心以赞成决议的方式认可其对吉芬股份公司的投资目标由A股上市调整为新三板挂牌,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分别为2014年4月9日、2014年4月25日,均早于《废止协议》《协议书》的签订时间,亦即在吉芬股份公司决议已经确定时,各方既未就废止吉芬股份公司承担A股上市回购义务的条款达成一致,亦未就变更回购义务承担主体的约定达成最终一致。因此,九江九鼎中心对上述决议的意见并不构成对《废止协议》《协议书》约定的变更,相关意思表示应视在后形成的《废止协议》及《协议书》约定而定。

(二)、关于《协议书》中股份退出对赌条款的理解

涉案四份协议中包括数项对赌条款,本案诉争仅涉及其中的退出机制对赌条款,即股份回购对赌条款。如前所述,合同作为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依据,其约定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本案中,《协议书》第1.1条约定:“除非九江九鼎中心另以书面形式同意延长,如果:(1)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6月30日前未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或者(2)吉芬股份公司2014年12月31日前没有完成挂牌上市。九江九鼎中心有权选择在上述任一情况出现后要求谢锋及/或谢锋指定的第三方购买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全部吉芬股份公司股权。”九江九鼎中心主张上述股份回购条件因吉芬股份公司未完成A股上市而已经触发,谢锋应当承担股份回购义务、支付股份转让款;谢锋则主张上述股份回购条件因吉芬股份公司已经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而并未成就。

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根据上述规定,当合同约定有所矛盾时,应当尽可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对合同条款予以统一和协调。就本案而言,理解《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应当结合《协议书》的具体约定、相关协议约定,以及案件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本院拟从合同约定文义、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维度对《协议书》股份退出对赌条款进行评析。

1.有关《协议书》回购触发条件的文义理解

(1)对回购触发条件中“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的理解

《协议书》约定的“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应理解为,吉芬股份公司制作符合法律规定及证监会有关规定的申请文件,由保荐人保荐并向证监会申报,证监会在收到申请文件后作出受理的决定,亦即吉芬股份公司提交A股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

(2)对回购触发条件中“完成挂牌上市”的理解

对“挂牌上市”的理解应当侧重于上市,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交易转让亦可表述为挂牌上市。本案中,《协议书》约定了两项股份回购触发条件,如前所述,条件(1)中“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系指吉芬股份公司提交A股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那么,基于上述《证券法》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规定,同时考虑协议条款的设置顺序及合同约定的整体性、一致性,以及双方均认可的两项条件之间的递进关系,条件(2)中的“完成挂牌上市”在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亦应指向吉芬股份公司于A股上市申报材料获得受理后应完成的A股上市。

其次,各方协商《协议书》条款的电子邮件往来记录记载了部分商议过程。其中包括,吉芬股份公司律师发送的《协议书》修改稿中,第一条曾被修改为:“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九江九鼎中心有权要求谢锋或谢锋指定的第三方回购股份。”后经协商,九江九鼎中心代表江志斌回复邮件表示:出资人不会轻易给权利设置限制,如果三年(即2017年6月30日)后吉芬股份公司情况发展的很不好,九江九鼎中心也会提出回购。而在双方最终签署的《协议书》中,该条款关于回购条件的约定则改回至《补充合同》中关于对赌条款的文字表述。

同时应当指出,谢锋虽主张冯量律师并不能代表其本人,但《协议书》为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过程中签订的法律文件之一,谢锋作为吉芬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控股股东,理应知晓吉芬股份公司律师协商相关协议的情况,在其未提供相反证据否定冯量代表其协商《协议书》条款事宜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协商过程能够指向谢锋与九江九鼎中心关于《协议书》的商议事实予以确认。

因此,通过以上协商过程可以看出,吉芬股份公司律师就《协议书》中关于九江九鼎中心行使股份回购权的时间曾主张顺延至2017年6月30日,但未能得到九江九鼎中心的认可。而上述顺延的意向亦能够反向印证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协议书》中“完成挂牌上市”的约定意思应理解为新三板挂牌后的A股上市。

2.有关《协议书》回购触发条件的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作为普遍采用的合同解释原则,主要是将全部合同条款和构成部分看做统一整体,从条款及构成部分的相互关联、所处地位的整体联系上阐明约定含义。具体到本案:

首先,《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作为补充申报材料报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一份。该约定表明《协议书》作为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的报送材料,理应系为新三板挂牌后双方相关权利义务设置所约定。

其次,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专业机构在吉芬股份公司申请新三板挂牌过程中,分别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开转让说明书》,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述两份公开资料均提及,九江九鼎中心行使回购权的合同依据是《协议书》,而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披露上述信息,尤其是在2014年7月《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说明上述问题时,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申请已于当月经审查通过,故吉芬股份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披露谢锋主张的新三板挂牌不能的回购条款,已无明显必要。

因此,根据体系解释原则,《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款亦应理解为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后有关A股上市的对赌条款。

3.有关《协议书》回购触发条款的历史及合同目的解释

当事人之间存在系列行为,在解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时,应将这些行为确立为一个共同的理解基础,即为合同的历史解释原则。同时,确定合同条款的含义亦应从订立合同的整体目的加以考量,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均围绕同一事项的不同方面而具体展开,则其各自的独立性不影响合同在探究当事人合同目的以及解读相关合同条款上的整体性与延续性。

就本案而言,《增资扩股协议》《补充合同》《废止协议》以及《协议书》四份协议均围绕九江九鼎中心对吉芬股份公司的投资事项,从投资法律关系、对赌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方面对涉案投资事项的具体事宜做出了约定。故从合同的历史延续过程而言,结合上述协议中的相关条款,首先,谢锋虽主张《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触发条件与《补充合同》的约定内容一致仅体现为形式一致,《协议书》中的“挂牌上市”应包含新三板挂牌的内容,但该意见从上述四份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内容而言,均缺乏其他合同条款予以支持和佐证。其次,根据本院于争议焦点二中“涉案四份协议的签订情况及认定分析”部分的论述,从单个合同目的而言,《废止协议》着重于完成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协议书》则侧重于保障九江九鼎中心的回购权利。同时,鉴于未有约定指向九江九鼎中心放弃A股上市的回购权,故从上述协议的总体签订目的而言,《协议书》的回购触发条件应理解为吉芬股份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即A股上市。

4.有关《协议书》约定的回购触发条件是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

《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对《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触发条件的理解产生争议,故双方该等争议所指向的客观事实并非合同的履行事实,而是指向合同约定的、形成于合同订立阶段的客观内容。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在本案《协议书》的订立过程中,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吉芬股份公司的相关人员之间曾有多次电子邮件沟通及往来,对《协议书》相关内容的修改与确定进行过较为充分的协商。根据商议过程及协商内容,均难以认定九江九鼎中心在《协议书》的订立过程中存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之情形,故《协议书》约定本身并未违反诚信原则。一审法院关于条款认定与诚信原则的相关评判有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

5.有关《协议书》是否应作不利于九江九鼎中心解释的问题

谢锋答辩中提出,《协议书》为九江九鼎中心起草,属于格式条款,对条款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不利于九江九鼎中心的解释理解。对此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根据上述规定,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合同条款进行解释的前提应为条款本身属于格式条款。具体到本案,《协议书》的股份回购条款内容指向合同签订双方,并未达至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程度。同时,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协议书》虽由九江九鼎中心起草,但协议签订方对上述股份回购条款在订立时曾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数次协商。由此可以认定,《协议书》的股份回购条款不符合《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规定的情形,进而不具备应作出对九江九鼎中心不利解释的前提条件。

(三)关于谢锋主张的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理解

本案谢锋主张,若将《协议书》关于股份回购条件的约定理解为A股上市,则九江九鼎中心在《协议书》签订时存在欺诈,且《协议书》关于股份回购条件的约定亦存在重大误解及显失公平的情形。对此,《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具体到本案,本院分析如下:

1.有关请求的提出问题

根据上述规定,合同因欺诈、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应予变更或者撤销,应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本案中,对谢锋所主张的上述情形指向的法律效果,其在一审中未明确提出请求。经本院询问,谢锋亦表示不单独提出相应请求。

2.有关谢锋主张的欺诈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谢锋虽主张九江九鼎中心在《协议书》签订时存在欺诈,但并未就此主张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关于欺诈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3.有关谢锋主张的显失公平、重大误解问题

本案谢锋提出,如果《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为A股上市,则吉芬股份公司在期限届满前必然无法完成。对此本院认为,《协议书》的签订时间虽为2014年5月4日,且在约定期限届满前,吉芬股份公司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几近难以成功申报A股上市或者无法完成A股上市,但首先,相关限制性因素并不等同于法律规定的可致合同目的根本无从实现或影响合同效力、影响合同真实意思表示的事由;其次,从《协议书》履行看,九江九鼎中心未在《协议书》约定的回购条件触发时间到达时即行主张回购权;再次,《协议书》签订后,谢锋亦未就所约定股份回购条件的含义提出异议并向九江九鼎中心作出补充约定、协商变更或者解除的意思表示。因此,《协议书》关于回购条件触发时间约定过短并不能直接推翻当事人的订约意思,结合本院对相关案件事实的综合认定,谢锋以上述理由否认“完成挂牌上市”应理解为A股上市的主张,认为相关条款显失公平、存在重大误解,缺乏充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条款认定与公平原则的相关评析亦有失妥当,本院依法予以调整。

综合以上论述,本院认为,《协议书》约定的“提交发行上市申报材料并获受理”以及“完成挂牌上市”均指向吉芬股份公司A股上市。谢锋关于《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包括新三板挂牌的答辩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且与协议约定的真实意思有所不符,违背当事人在本案所涉投融资事项中的整体合同目的及相关案件事实,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应理解为新三板挂牌的判定,未能结合资本市场投资领域的法律关系特性,以及全案案情综合予以认定和考量,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二、九江九鼎中心回购请求权的条件是否成就并可行使,即本案所涉股份回购条件成就情况以及权利行权障碍问题

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九江九鼎中心主张谢锋应当按照《协议书》的约定购买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全部吉芬股份公司股权并支付相应的股份转让款。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均应全面履行《协议书》约定的义务,故当《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成就时,谢锋应依约回购九江九鼎中心持有的全部吉芬股份公司的股份并支付股份转让款。

(一)关于九江九鼎中心二审期间增加的回购权利主张依据,能否作为本案审理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本案中,九江九鼎中心在一审期间请求谢锋向其支付股份转让款,其在二审期间的上诉请求为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谢锋向其支付股份转让款,故九江九鼎中心在本案一审及二审期间的诉讼请求均为其依据《协议书》的约定而享有的向谢锋主张股份转让款的给付请求权。《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及相应情形均属其主张上述权利的合同依据,故九江九鼎中心在二审期间增加《协议书》第1.1条约定的第(1)种情形作为其权利主张依据,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二审审查范围,结合本案事实,亦属单独作为认定相关主张的依据。本院于前文关于股份回购条件的理解部分,已对该情形依法予以审查并作出认定。

(二)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回购权行使阻却事由

《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根据该规定,本案九江九鼎中心属于吉芬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证券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根据上述规范,法律对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的股份转让期限设置了限制性条款,九江九鼎中心作为吉芬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应当遵守该规定,其基于法律规定的股份限售期应自2014年3月14日起计算一年至2015年3月13日。

同时,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限售及解除限售业务指南》第一条的规定,挂牌公司股票限售、解除限售应当符合《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并及时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申请。该指南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挂牌公司公司章程、相关协议或股东承诺等对公司股票约定更长限售期或更高限售比例的,相关股东应当在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转让日内,通过挂牌公司披露《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并于同日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办理股票限售。据此可知,新三板挂牌公司的股票限售问题既可由法律法规规定,亦可由新三板业务规则规制,或者由挂牌公司的公司章程、相关协议以及股东承诺作出确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庭审中均明确认可九江九鼎中心承诺的股份限售期为一年,自2014年8月13日吉芬股份公司的股票在新三板公开转让时起计算至2015年8月12日。

根据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本案《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触发时间虽最晚为2014年12月31日,但鉴于九江九鼎中心的上述股份转让限售情形构成其回购阻却事由,故九江九鼎中心实际有权转让股份、要求股份转让款的时间最早应始于2015年8月13日。

(三)关于本案是否存在回购权变更或消灭事由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双方确认,九江九鼎中心在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后,未再提出过启动A股上市的议案或意见。对此谢锋在答辩中指出,九江九鼎中心作为吉芬股份公司股东,在新三板挂牌后的几年中,均未提出重启A股上市的意见,表明九江九鼎中心以行为的方式认可了吉芬股份公司应实现的目标为新三板挂牌。九江九鼎中心则主张,由于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业绩下滑,经过融资后仍然亏损,不符合A股上市条件,因此未再提议A股上市。对于以上争议,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条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小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提案权。具体到本案,按照九江九鼎中心的持股比例,其亦有权提出临时议案并按程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故九江九鼎中心满足行使提案权的主体条件。

其次,《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本案中,九江九鼎中心并未直接通过行为表明其接受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后不再申报A股上市的安排。对于其未作为的默示认定,根据上述规范,应当以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符合交易习惯为前提,而本案情形并不符合上述事由,因此,九江九鼎中心未向吉芬股份公司提出申报A股上市的议案,并不能视为谢锋所主张的九江九鼎中心以行为方式认可吉芬股份公司仅需完成新三板挂牌。

再次,九江九鼎中心主张吉芬股份公司已不满足启动A股上市申报程序的条件,因此客观上不具备提案的基础。对此谢锋虽主张九江九鼎中心应提出而未提出议案,但提案权属于股东权利而非义务,且即使九江九鼎中心作为《协议书》的回购权利人,应对A股上市负有更为积极的推动表示,但相关提案权亦需以吉芬股份公司具备A股上市客观条件为前提。而本案中,现有证据亦无法印证吉芬股份公司新三板挂牌后曾具备申报A股上市的条件。

因此,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吉芬股份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亦未产生变更或消灭九江九鼎中心股份回购权的事由。

综合以上论述,本院认为,截至目前,吉芬股份公司未制作上市申请文件向证监会申报并获受理,亦未完成A股上市。综合本案论述,《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请求权条件已经成就;同时,九江九鼎中心股份回购权利的行使亦未有阻却和消灭事由,故其具有向谢锋主张涉案股份转让款的实体权利基础。一审法院关于《协议书》约定的股份回购条件尚未成就的认定,亦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三、本案九江九鼎中心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本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九江九鼎中心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应以该诉请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为前提。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就本案而言,九江九鼎中心认为其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谢锋对此不予认可。

针对该问题,本院认为,主要需解决九江九鼎中心于本案中的诉讼请求在权利性质上是否属于债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基于债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请求特定对象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本案中,根据《协议书》关于九江九鼎中心于特定情形出现后应如何行使权利的约定可知,其权利行使包含两个方面的行为,一是向谢锋发出要求其回购股权的意思表示,二是谢锋履行回购义务支付股份转让款。九江九鼎中心行权的目的在于通过主张该项权利,请求谢锋履行回购义务支付股份转让款。因此,九江九鼎中心能否实现本案诉讼目的,有赖于谢锋是否同意履行股份转让款给付义务。故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之间的金钱给付权利义务应属于债的法律关系,九江九鼎中心的请求在权利性质上亦属于债权请求权,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并无例外规定的情况下,该诉请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

(二)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应当如何确定

有关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双方各执一词。对于此问题,《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亦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就本案而言,《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九江九鼎中心股份回购权利的行使时限,同时未约定回购条件成就时九江九鼎中心的通知期限,双方亦因此产生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确定诉讼时效起算点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已经存在;2.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具体到本案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亦需满足以上两条件。据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九江九鼎中心依据《协议书》约定的股份转让款给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债权请求权,权利人实现其债权,有赖于义务人对债务的履行。故九江九鼎中心的权利受到侵害应指向作为义务人的谢锋不履行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

其次,根据《协议书》约定,谢锋的股份回购义务并非自发履行,而是以九江九鼎中心通知作为履行启动条件。因此,在九江九鼎中心未通知谢锋履行股份回购义务的情况下,谢锋并无履行之必要,九江九鼎中心的股份回购权亦无受到侵害之可能。

再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谢锋应在九江九鼎中心通知其履行股份回购义务之日起三个月内履行完毕。因此,在谢锋未于三个月的履行期限内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九江九鼎中心的股份回购权在该履行期限届满前亦未有受到侵害之事实。

因此,当九江九鼎中心通知谢锋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时,若谢锋明确拒绝或自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未作意思表示,则九江九鼎中心股份回购权受到侵害的事实方为实际存在,其亦应对权利受到侵害有所知悉。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九江九鼎中心通知谢锋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后,谢锋明确表示不履行或自三个月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计算。

(三)关于九江九鼎中心作出通知的期限

根据上述分析,谢锋履行股份回购义务需以九江九鼎中心通知作为启动条件,故其何时作出通知以及作出通知是否存在时间限制则尤为关键。

1.有关九江九鼎中心作出通知的认定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九江九鼎中心在提起相关诉讼之前并未通知要求谢锋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故九江九鼎中心提起诉讼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其根据《协议书》约定向谢锋作出通知的意思表示。根据已查明事实,九江九鼎中心曾于2018年5月23日向丰台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本案项下权利,该行为应视为其向谢锋作出股份回购通知。

2.有关九江九鼎中心作出通知是否存在时间限制的问题

就本案而言,因《协议书》本身并无关于通知期限的约定,故九江九鼎中心作出通知的行为在形式上并未设置时间限制。但结合本院前述关于本案股份退出对赌条款应作何理解以及回购条件是否成就并可行使的论述,本案回购请求权已经于2015年8月13日具备行使条件。而九江九鼎中心于2018年5月23日向丰台法院提起诉讼,其可行使回购请求权的起始时间与其以起诉方式向谢锋作出通知的时间在客观上间隔近三年,故本案应对九江九鼎中心的通知期限合理性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对此本院认为,通知期限的合理性应当结合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的应然状态以及本案查明事实的实然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投资法律关系应当符合交易行为的稳定性要求。交易行为的稳定性要求交易主体对各自享有的权利及应当承担的义务具有合理预期,资本市场中的投融资主体亦是如此。如果当事人在投资、对赌法律关系中对权利行使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则可能会导致投融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不确定性,继而成为资本市场中的风险因素。因此,在当事人未对前述通知期限作出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可按照法律规定对其作出解释和认定。

而在本案中,根据当事人在《协议书》签订过程中的往来电子邮件可知,谢锋一方曾提议将九江九鼎中心行使股份回购权的时间限定至2017年6月30日,但九江九鼎中心一方并未同意该意见且明确表示拒绝,《协议书》最终确定内容亦无关于通知期限的约定。由此可以看出,九江九鼎中心与谢锋并非未约定通知期限,而是在经协商之后,形成了未对九江九鼎中心的通知期限作出限制的意思表示。

因此,根据以上评析,双方就九江九鼎中心作出通知的时间在形式及实质上均未设置限制。故在当事人已就该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本案的实际履行而言,九江九鼎中心于回购请求权可行使后近三年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亦未突破通知期限的合理性。此种,既可促使投资方积极合理主张权利,亦可使融资方对其应当承担的义务更具预期,有益于维护投融资市场稳定。

综合以上论述,本院认为,九江九鼎中心以起诉方式通知谢锋履行股份转让款支付义务,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及当事人约定,其于2018年5月23日向丰台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本案项下股份转让款时,相关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同时规定:“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此,本案诉讼时效于2018年5月23日具备中断事由,九江九鼎中心于2018年8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其权利主张亦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07 二审判决结果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3628号民事判决;

二、谢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支付股份转让款(其中自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止应付股份转让款44729600元,自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四日起至上述应付股份转让款44729600元付清之日止,以337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此期间应付的股份转让款)。

08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09 真实案件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73628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9876号

10 延伸案例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严

上诉公司在目标公司没有达到预定业绩时要求目标公司与其股东按照对赌协议约定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二审、再审法院均认可了对赌协议的效力,但在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这一争议焦点上观点却截然不同,一审法院对这一诉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最高院却判决按照过错承担原则,公司只承担二分之一连带责任。

11 苏清律师建议

1、对于融资方来说,可以在对赌协议中设定控制权保障条款,以保证最低限度的控股地位,从而保证自己的话语权。比如可以设定投资方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这样可以避免投资方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一旦投资方是恶意的,希望通过使公司达不到预定目标而获得高额补偿款,这对目标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创。但如果设定控制权保障条款,就能从根源上杜绝投资方的恶意参与。

2、对于投资方的退出机制也需要做出特别约定,比如投资方不得将所持股份转让给与本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第三方或者其他需要排除的主体,从而避免投资方在退出时以此作为要挟目标公司高价回购其股权的工具。

3、对于投资方来说,可以在对赌协议中约定由股东回购其股权,公司及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就为大股东无力回购其股权是,为其利益提供了又一重保障。也可以要求其他股东提供担保或者股权质押;也可以约定在目标公司达不到预定目标时,投资方可以将股权外转。

4、投资分为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财务投资中,投资方一般是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而战略投资中,投资方则是不参与其中的。本案例中的九江联豪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就属于战略投资。对于战略投资人来说,尽可能的不要参与目标公司的股东会和其他有关生产经营的信息,以免在发生纠纷时,目标公司以对方知情为理由来抗辩,这对于投资方是很不利的。

5、在案例中,二审法院可以说几乎完全推翻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并支持了上诉人的诉求,这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常见的。司法实践中改判的案例很少,几乎完全推翻的更是微乎其微,但本案例中二审法院对上诉人律师的观点采纳率高达70%,这无疑是让人震惊的。而且这两位律师在股权这方面都颇有研究,由此可见有一个专业的律师是多么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候可以起死回生。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在股权等其他涉及到公私公司纠纷方面,我们是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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